一种艺术的纯真年代,往往也是疯人扎堆的年代。 在费雯・丽的诸多头衔里,我喜欢“南方疯美人”这一项。南方是美国南方,潮湿炎热,经由美国南方作家的一次次描摹,已经成为一个深邃的世界,疯美人是南方美人,饱经世故,从容贞静,但内心某个地方,已经捂坏了。她们一出生就老了,从此不住地怀念往昔好时光,这好时光,是南方的好时光,也是她的好时光。南方是个崩坏的念想,高挂在美人们的内心深处,让她们闷闷地发狂了。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的笔下,多是这种疯美人。甚至爱丽丝・门罗,写的也是这种疯美人。 费雯・丽并不是美国人,但《乱世佳人》和《欲望号街车》这两部杰作,已经将她牢牢固定在“南方疯美人”的宝座上。尤其是《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已经成了“南方美人”的代表人物,她念叨着往日时光,她惦记着夏夜里爱慕她的少年,她守卫着她的花纸灯罩,她描述的一切都不知是真是假,她的情感像游丝。这种角色,要演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舞台或者镜头前实现它的唯一可能是,她就是她。 结果,费雯・丽让这个南方疯美人的混沌世界变成了真的。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种成功,却无法细想下去。钻进一个过于富有吸引力的角色里,又和这个角色相伴太久,这大概是让她陷入疯狂的最后一捆(而不是一根)稻草,她曾说:“我在剧院里演了九个月的布兰奇・杜波依斯,现在是她主宰着我”。后来,她又表示扮演布兰奇・杜波依斯“使我陷入了疯狂”。 毕竟是南方疯美人,“南方”两个字,意味着好生活培育出的一点韧性。在《欲望号街车》之后,她居然又挺了十几年,要管理精神病,还要欲海沉浮,加上一直折磨她的肺结核。她的一生,都在瘟病的控制中,这也很“南方”。 演员和角色发生呼应,进而在生活中呈现出互文状态,并不奇怪。但费雯・丽的时代,疯美人似乎特别多,疯男人也特别多,善始善终的,只有少数几位。 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曾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许多文艺名人进行分析,结果是,从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到凡・高、毕加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都有精神疾病,其中尤其以小说家最高,有46%的小说家,都有精神病病理方面的表现。而现代社会的文人艺术家中,精神不健康者却明显减少,波斯特的解释是,现在的人们较为现实,不会为理想奋斗,因此也不大容易失常。 我的理解却是,一种艺术的纯真年代,往往也是疯人扎堆的年代。处于纯真年代的艺术,像是新房子,需要住在里面的人焐热它,需要人们用全部精气神,来为它充能量、夯实基础。费雯・丽或者别的疯美人,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们时代的电影或者戏剧,技术上的帮助很少,能吸引观众的,只有演员的全力演出了,而所有的全心全力,其实都是旋涡。 疯美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她们在追怀过往,但在未来某天,连产生疯美人的时代都值得缅怀,因为她们那种毫无保留的倾尽全力,不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银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