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不只意味着减少了人际浓度,还意味着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模仿、塑造,让人少了成为类型人的可能,所谓个性,才能得到呈现。 我有一些固执的喜好,比如喜欢北海道、喜欢风衣、喜欢骑马,喜欢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小说,还曾费尽周折买过一件尺码过大而根本无法穿着的M65(美军的短风衣)。如果要为这一切喜好找个源头,这个源头,应该是高仓健。对他的无条件倾慕,化成了碎片,散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高仓健本来不属于我的时代,他是比我大十岁那一拨人的偶像。80年代初,《追捕》《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在内地上映时,我尚年幼,中国的时髦男青年,为了模仿《追捕》中的矢村警长和杜丘,而戴起大墨镜、穿上风衣、留着精心修剪的鬓角时,我还懵懂。尽管也随着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过这些电影,但却并无感应。倾慕是成年以后才开始的,翻看当年的电影资料,赫然觉察出自己的混沌:竟然任由这样一个形象被淡忘和遗漏。 对我而言,他不是演员,也不是某个具体的角色,而是一种形象,这个形象包括了勇气、忠诚、坚毅的面孔、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及荒原上骑马奔逐的身影。 他生于1931年,出生地是福冈县中间町,父亲是煤矿职员,他就在煤矿小镇长大。1943年,他进了高中,参加田径队,那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时常看到美军飞机从低空飞过,距离之近,“连飞行员的脸都看得一清二楚”。六年后,他到东京念大学,同时加入相扑部,那是一个“绝对的封建等级世界,用斯巴达式教学法灌输礼仪,培植奋斗根性”。 毕业之后,就业异常困难,何况,他的择业标准是“不能成为大企业带式传送机的一部分”(为这样的心思点个赞),他回到家乡,又再度逃离,最后,于万般无奈之下,加入新艺制片厂。 在《隐秘的羞耻》里,高仓健这样写:“生平第一次上妆那天,眼泪夺眶而出。不知怎的,我像是成了小丑。”那时,在他家乡人眼中,演员和乞丐是一个阶层,直到80年代,他母亲还劝他别当演员,回家干点正事。但他简化了自己的动机,把目标设定为赚钱,完成了心理建设,热情地投身银幕,1956年出演处女作,到了1960年,又因为出演一系列侠义片,成为大明星。 高仓健的魅力,和1960年密不可分。战后日本崛起,但崛起的时代,也往往是泥沙俱下的时代,60年代后半段,日本又发生被称作“过激季节”的左翼学生运动,整个社会风云激荡,“复仇”和“逃亡”成为日本电影的重要主题。 直到现在,看到那时候的日本电影,或者西村寿行和大薮春彦的小说,还会讶异于,那里面有那么多的复仇和逃亡,总有一个硬汉,或者因为深陷大企业的阴谋,或者因为妻女受到凌辱,从此走上天涯路,那种萧然远行的背影,是此时的固定角色。高仓健扮演的那些侠客、叛逆者、法外之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挣脱了“陈腐的戏剧观”,开始用一种无表情的表情面对观众。 他的魅力在这个时候慢慢成型。早年的他,脸部的线条过于柔软,常常扮演油头粉面的美男子,三十岁以后,那个我们熟悉的高仓健,才渐渐长成,他摆脱了那种柔软的线条,从一堆冗余无用的影像中脱身,借助那些逃亡奔逐的故事,锤炼出坚毅形象,直至成为东方男性气概的符号。 影人村松友视曾回忆那个时代,电影院的屋檐下,常有人躲雨,因为伞不算便宜,躲雨的男人,互相借火,因为打火机也不便宜,这种场景,既冷淡疏离,又质朴从容,“那句由一生与高级装饰品无缘的男人口中说出的‘能借个火吗?’的对白词,大放罗曼蒂克的芳香。”而俯瞰着这一切的,是高仓健主演电影的海报。 还不够富裕的时代,加上影人地位还不够高,反而让他们有了机会――有机会孤独,何况,一切文艺都在鼓励孤独,鼓励不合作,鼓励一个人给全世界留下萧然远行的背影,出演了那么多孤独硬汉角色的高仓健,更是和角色的人格牢牢嵌在一起。导演山田洋次,用“孤高”形容高仓健,“他身边总是清清爽爽,不让捧场者接近。”丸山健二则赞美他的沉静,认为他是“根据需要做必要动作的男人”,消除了一切冗余繁复的东西,而且在银幕上下都是如此。 所以,《追捕》会有那样一个开头,熙熙攘攘的东京街头,人们忙碌奔走,显得那样苍茫,杜丘的歌声,就在人群之上响起,他的出逃,也把我们的视野,从嘈杂的东京,带到了北方的旷野,他对那些强大力量的冒犯,将他自己置身于孤独的境地,也让我们领略到孤独之美。 孤独,不只意味着减少了人际浓度,还意味着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模仿、塑造,让人少了成为类型人的可能,所谓个性,才能得到呈现,这是高仓健至今也受到欢迎的原因,也是让我至今倾慕的原因。他代表了一种今天已经稀有的风范――孤独的风范,他象征了一种清寒时代才被珍视的价值――孤独的价值。他的传记书,也叫《孤雁行》。而今,“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我时常骑马在荒原和高山上行走,也常常幻想着,千百个孤独坚毅的影子,从我身边嗖嗖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