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心情的紧张和情绪的混乱,我的手脚开始发僵,身体已经退化到全凭本能去打球的境况。那时,我能做的仅仅是跟随着对手的节奏和调动跑来跑去,疲于奔命。这种情况下,对手的球自然越打越顺。已经对场上的局面完全失去控制,我从失神麻木变得害怕起来,心里一个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已经管不住地冒了出来“输了,输了……”,看台上的助威声几乎要掀翻体育馆的屋顶,但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感觉嗡嗡一片包围着自己,甚至分不清这些呼喊是中文还是马来语。 对手连续得到6分,完成了大逆转。我像一条从水中被捕捞起来、干涸得要死的鱼,颓然地跪在赛场上,眼前一片漆黑。周围嘈杂依旧,我听不到教练和队友在说什么,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网那端疯狂的庆祝。我低着头三下两下地收拾好球包,只想赶紧逃离那个体育馆。但是没有办法,我想要退场,就必须走过球迷中间长长的过道。那一段并不太长的通道仿佛变得无比漫长。那一路,我似乎听到了各种声音,有宽慰,有鼓励,还有谩骂。我也根本来不及分辨,只是低着头急匆匆往前走。 有一张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最后一分落地时我的表情。那种神情里流露的茫然和绝望,曾经让很多人担心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能否在这种重挫之下重新站起来。讽刺的是,我也似乎一下子成了悲情的化身,正像人们过去给予悲剧英雄格外的偏爱一样,因为那场比赛和那张照片,很多人记住了我。 迷迷糊糊走回了休息室,瞥见里面只有两名马来西亚队员,我下意识地转身离开。漫无目的,行尸走肉一般,我差点一头撞在新闻中心的玻璃窗上。就在这时,罗毅刚和夏煊泽忽然出现,一把将我拉回了休息室。坐在休息室里,我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看着双脚,放任没有擦干的汗水犹如泪水般顺着脸颊滴在地板上。 不知何时,汤导走了进来。他没有指责我,而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他一如既往平和的语气说道:“没事,不怪你。这是锻炼你承受力的时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汤导宠辱不惊的表情让我的情绪平稳了不少。但是,输球的责任无可推卸,毕竟这一分的关键性摆在那里。当时中国队的双打实力比较弱,要想赢球就必须靠三个单打拿分,主场作战,又冲进了半决赛,谁都想着抱一抱久别12年的汤姆斯杯。既然队伍给了我这个机会,就是对我的信任,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这样……我不敢再往下想。随着马来西亚队赢下第四场双打,比分定格在1比3。 输球的那天晚上,罗毅刚和张尉两个老队员拉我到他们的房间里,陪我聊天。他们故意跟我聊一些好玩儿的事情,好让我不去想输球的事。那天晚上我把手机扔到了一边,第二天开机,发现有近30条短信等待着,基本上都是安慰我的。虽然李导和其他教练对我没有半句批评,但在我心里认定了就是因为自己的失利才导致了整个团队的失败。我感觉好像亏欠了别人东西一样,回到队里见到队友都不怎么说话,偷偷摸摸好比做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