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在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弗里达和画家里维拉持续终生的爱情,对托洛斯基那种近乎膜拜的爱恋(传记里还能提供更多她被当作荡妇的恋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时刻――穿着艳丽的衣裙,躺在担架上出现在她画展的现场,我只是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沙发的扶手里去。 18岁那年,她遭遇了一场车祸,这场车祸使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受讯问。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30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一直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叶凡去世的时候,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40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11月的天气里,穿上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幅作品;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安稳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 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的唯一路径。 席慕蓉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的花开得更加茂盛的方法,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写下的那个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 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