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中、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 在与肖邦有关的两部电影《一曲难忘》和《爱的渴望》里,我都没看到我想要看见的东西。 除了几声较为激烈的咳嗽,我没看到那个占据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灵――肺结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系祖国,如何与乔治・桑纠葛。但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真正与他灵肉合一的,不是理想与爱情,而是疾病。 他生存的19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1827年,肖邦17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1839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他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他没等到他的祖国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出现。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作曲家卢吉・波凯利尼、作曲家卡尔・马里亚・封・韦伯、帕格尼尼、格里格,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于肺结核。如果把这张名单再扩大到文学和美术的领域里,还得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病的时候,认为它和感情纤弱有关,并“使结核病一度被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后代的科学家也因此认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43 年,在青霉素发现15年后,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发现了链霉素。从那天起,肺结核的治疗有了特效药。从那天起,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们不再和结核、苍白的面容、早夭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等到链霉素,属于他的那条翠堤上,春天晚来了一百年。 链霉素出现了,异烟肼(1952)出现了,利福平(1963)出现了,但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些等待中的个体的感受,已经无从想象。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时代,窗外不断有人拖着尸体经过的时候,一颗敏感的心如何自处;也无法知道,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如何兼顾创作以及与乔治・桑的感情纠葛;更不会知道,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段落:“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乱世中,在乱世的香港,死于呼吸道疾病,她也没能等到春天。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战争平息,等待属于嗜肝病毒、艾滋病的“链霉素”。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中、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