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五金行后,蕾蒂把袋子和螺丝起子放进皮包。她想起那地窖似的公寓,决定走一走。范科特兰公园就在对街,满眼的夏绿与青郁。她站在公园转角,等待人行道的绿灯亮起。   但就在她等待的同时,闯红灯过马路的念头铺天盖地扑向她。这是条大马路,且在百老汇区,一想到要这样直冲过去,从这座安全岛冲向另一座安全岛,汽车出租车在你身边呼啸而过,多少压抑这股冲动,使她想打退堂鼓,且立刻想到这么做可能不符合纽约人的身份。但她能怎么办?新的恐惧顷刻袭来,于是她改变心意,决定承认失败,直接掉头回家。   但她却没回家。脚跟一转,她走进自己工作的大楼,爬两段楼梯上楼。贴着办公室大门的毛玻璃窥看(牙医的名字呈弧形印在玻璃上,像道彩虹)。她啥也没看到,只看见沿着防盗玻璃交缠蜿蜒的电线。   她伸手探进皮包,摸索钥匙,解锁开门。蕾蒂走进诊所,关掉警报器,打开电灯。   柜台上所有物品,就和她上次离开时看到的一模一样。杂志与小册子码得整整齐齐,覆住打字机的灰色防尘罩也没人动过,不过,她感觉就是有哪里不一样。当她用手指戳戳窗台上那盆绿意扶疏的蔓绿绒底下的泥土时,她想到了。有人来过,还浇了水,有人替她做了她的工作。   牙医私人办公室的门关着。她穿过诊间,手按在圆形门把上。她并未转动它,就只是握着。她将耳朵贴上中空的木门板上。虽然听不出个所以然,但他办公桌上的座钟嘀嗒响,令她不太自在。她想象牙医在门的另一边,四仰八叉躺在他俩幽会的地上;他太太略带羞愧地拿着一支沾血的Huber探针,站在一旁俯视他。后来她意识到,那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倒不是真有人被杀什么的,但房里可能出了什么坏事,又或者只是她的期望。   她屏住呼吸,转动门把,但并未进一步推开房门。她对自己的心烦意乱感到不耐烦。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要是她够坦诚的话,这根本就是愚蠢。多年来,她进出这间办公室多少次,但没有一次像今天一样是关上的;可是……电话响了却不敢接,这已够糟了,接下来是焦虑得不敢过马路;难道,她的恐惧开始全面化,这会儿连开门也办不到?   不是,她心想。她的迟疑并非精神官能症方面的问题(或不只精神官能症这么单纯)。她之所以迟疑,是因为照理说,她今天不该出现在这里。她自觉像个闯空门的,故意破坏他人财产的人。为此她严厉斥责自己:她可以进入那间办公室。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牙医出门午餐时,蕾蒂会进办公室归档、找发票或坐在那张舒适的办公椅上玩填字游戏。她不需要请求允许才能进门。他会用西班牙语说:“我的办公室就是您的办公室。”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她有啥好犹豫?有她这样的员工,自动自发、认真勤奋又忠诚,算他好运。   举个认真勤奋的例子来说吧:她现在就可以动手把档案归好,她可以修正六月底诊所暂歇时、留在他桌上的那一团乱。如果能早一步把工作做好,在诊所重新营业前(也就是下周二)把事情做好,也算是好事一桩。   然而,即使在她开门的同时,仍挥不去心底的担忧。现在她不只想象会在地毯上发现一具尸体了――喉咙被划开但一息尚存,而是两具活蹦乱跳、全身赤裸、因覆满汗水而闪闪发亮的轻佻的丈夫和调皮的妻子的尸体。如果这是出电视剧或电影,接下来不就一定会上演这一幕?音乐升起,前台接待员倒抽一口气,手按着心口冲下楼、冲上街,泪水盈眶,痛哭失声喊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