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重新布置房间里的家具,这是我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寄养家庭,当养父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看我在他们家的第一晚睡得如何时,他们总会惊讶地发现卧室里的格局和以往不同了。当然,他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有的感觉好笑,有的则诧异于像我这样一个瘦弱的女孩儿哪里来的力气挪动那些家具,但通常的反应都是愤怒。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想通过此种方式使我这个过客看起来更像个主人吧。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我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增加对我这种不稳定生活的控制权,或者简单地说,我就是偏执地喜欢把每样家具摆在房间里固定的位置。 我决定把大衣柜换个地方,让它像屏风一样横在门口,这样任何走进房间的人都无法直接看到里面的情景,保护隐私的同时,还能增加房间里的神秘感。我把床推到墙角,把桌子挪到窗户前。然后我拿出自制的大文件夹,把精心挑选之后带过来的粘贴画挂在墙上,它们能为这里制造一点家的感觉。 我的拼贴画以黑白色调为主,偶尔会加上一点精致的彩色,拼贴画的素材多来自旧书和旧杂志,而后用铅笔、水墨和水性漆点缀。有时候我也会写上点文字,但我不喜欢华丽的辞藻,而喜欢用简简单单的字眼表达宏大的主题,像爱、美、真理、死亡、家庭之类。我很少以上帝为主题,不是因为我害怕天谴,而是因为在宗教问题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立场。我的父母都是圣经教会的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影响我,可我始终搞不懂信仰那档子事。我是说,耶稣到底爱不爱我们? 我喜欢用牛皮胶布把画粘到墙上,但威克姆明确规定在这里只能用大头钉,而且为了表现他们对这一规定的认真程度,他们在桌子上的迎新礼包中足足放了两包埃尔默牌大头钉。他们对我似乎很了解,知道我需要什么,难道我的父母告诉他们了? 哦,说到父母,我该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了。 我连续拨了好几次,但这里的信号断断续续,我省吃俭用半年买下的苹果手机也无能为力。无奈,我只好给他们发了条短信。随后我坐下来开始画画,画的是一个飘浮的女孩,我的自画像。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自画像,它们看上去不一定像我――实际上没有一幅看起来像我――但它们都是我的象征,就算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人也能看出画中的我为什么是飘浮状态。这时,有人轻敲我的房门,“所有人到公共休息室开会。”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衣柜后面传来。 公共休息室里已经到了二十来个女生,她们姿态万千地坐在椅子上,矮桌上,我从不知道人可以同时表现得如此紧张又如此放松。阿比盖尔・斯蒂尔斯坐在最中央的沙发上,被其他人众星拱月般围在中间。她们看上去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而考虑到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威克姆待了至少两年,这里说不定真的就像她们的家一样。我从来没有体验过那样的感觉,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但有一种感觉格外清晰,据说女生们在一起时间久了,连例假都可能同步,我觉得这些女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同步。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留着同样的发型,皮肤大部分是乳白色,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雀斑,甚至鼻子上翘的角度都保持了一致。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她们连说话都一个调调。她们谈论着年级长、学监和赛艇队的舵手,谈论着哈克尼斯、塔克小吃。我听得一头雾水,但查尔斯河赛舟会听起来似乎很可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