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我们郑重其事地展开计划。我们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各种年鉴和医学期刊,甚至找到一本1987年的旧书,里面搜罗有各种保险精算表。我们非常认真地收集各种数据并加以计算,将人类脆弱且易受到伤害的原始证据一一记录下来。 日记最初分为八个基本类别,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有许多事情比飞机坠毁、家庭变故和癌症更可怕。在我家明亮的阁楼卧室里,我和詹妮弗坐在洒满阳光、靠着窗户的座位上,两人都默不作声。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詹妮弗拿起笔,用粗体黑字写出新的标题――诱拐、强奸和谋杀。 丰富的统计数据令我们得到不少安慰。毕竟,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知道,死于龙卷风的概率是两百万分之一;死于空难的概率是三十一万分之一;死于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则是五十万分之一。根据我们对各种可能事件的扭曲看法,记住这串无止境的数据,多少能减低我们的死亡概率。后来,我们的心理医生称之为“奇幻思维”。那年的某一天,我回到家中时,发现十七本日记全部堆在厨房的桌子上,爸爸妈妈都坐在那里等我,双眼噙着泪水。 当年我十六岁,詹妮弗的爸爸因为三度酒驾被关进了监狱,她搬来和我们一家人同住。我们会定期坐公共汽车去看她爸爸,因为我们觉得,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开车不安全(又过了一年半后,我们俩才拿到驾照)。我从来就不喜欢詹妮弗的爸爸,后来发现她也不喜欢。现在回头想想,真搞不懂当时为何要去看他,但我们的确那么做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会去探监。 大多数时候,那个酒鬼只是看着詹妮弗哭,有时也会试着和女儿说话,但从来都说不了几句。詹妮弗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即使我们被关在那个地窖的时候,我都没见过她那样。这父女俩从不倾心交谈。我通常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烦躁不安地等着。詹妮弗和我无话不谈,但她从不和我讨论她父亲,而且只字不提。所以,每次探监后坐车回家的途中,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她则默默地盯着窗外。 中学毕业上俄亥俄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的焦虑感已经达到癫狂状态。很快,我们将会搬离居住的阁楼卧室,踏入充满未知性的大学校园。为了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拟定了一份伤害规避清单,并将它挂在卧室门背后。半夜里,常常失眠的詹妮弗会爬起来在清单上添加些内容,例如,永远不要晚上一个人去学校图书馆;停车地点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要超过六个车位;遇上汽车爆胎时永远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永远都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搬走之前,悉心打包了一个行李箱,在里面装满了数年来收集的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还有各种面具、抗菌肥皂、手电筒、防狼喷雾器等。我们将宿舍选在一栋低矮的大楼里,万一发生火灾,也可以轻易跳楼逃生。我们下功夫对校园地图进行了一番研究,并且提前三天去学校报到,然后检查各条步道和走廊,评估各处的照明情况、能见度以及到达各个公共区域的距离。 一进寝室,连行李包都还未来得及打开,詹妮弗便掏出她的工具在寝室窗框上钻孔,然后我在木头中插入坚硬的小金属条。这样,即使窗玻璃打碎也无法从外面打开窗户。我们在窗户边安置了一条绳梯,还摆放了一套钳子,方便我们需要快速逃生时将金属条拆除。我们还得到校园安保处的特别许可,在房门上多加了一道门闩。最后,詹妮弗小心翼翼地将伤害规避清单挂在我俩睡床之间的墙上,我们一起满意地打量了一番房间。